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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行动

从荷兰和日本的外交官处获得帮助
在苏联占领立陶宛后,难民们再次陷入绝境。几个星期前德国入侵欧洲西部,和之后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的相继沦陷的消息,使人们对西部战争早点结束的幻想破灭。

逃亡的选择余地很小,所有的逃亡途径都需要外交许可(即签证)才能穿越国界。当苏联勒令所有的领事馆在1940年8月25日前关闭,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没有签证,这些逃亡者们只能继续滞留在共产党人控制下的立陶宛。

对于少数幸运的人来说,逃离即将到来的危险的途径是往东走,使用不同的签证组合去往亚洲:一张去往荷兰加勒比岛的Curaçao(他们中很少有人听说过这个地方)的假签证和一张经过日本的通行证。各国的外交使节分发了这些宝贵的签证来帮助这些等在他们门外的绝境边缘逃亡者。

入境限制
逃亡者首选的目的地是美国和在英国控制下的巴勒斯坦。但是严格的法律和政策却限制了他们入境到这两个地方。唯一的希望是在国外机构的帮助下,绕过正规的移民程序出境。即使有来自他方的担保人,时间上也来不及了,立陶宛的领事馆已陆续被迫关闭。美国领事馆只能提供55张签证,而英国外交大使争取发放了700张去往巴勒斯坦的签证,提供给那些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犹太学者和其他一些团体。

来自荷兰人的帮助
签证难题出乎意料的在荷兰位于考那斯的领事馆处得到突破。荷兰驻波罗的海各国大使L.P.J. de Decker授权他在立陶宛的代理领事Jan Zwartendijk分发通行许可证,并宣称:“外侨进入Surinam、Curaçao和其他荷兰在美殖民地不需要准入签证。”然而,这其实是一个有意的谎言,事实上发放准入证是殖民政府的特权,而他们很少这么做。

“如果有人够得上被称为是‘Curaçao的天使’(那一定非de Decker莫属) .. . 正是de Decker阁下给了我们顺利拿到冒充签证所必须的文件。”

—Jan Zwartendijk,战后讲述

L. P. J. de Decker
大使阁下

L.P.J. de Decker在荷兰外务部任职的34年职业生涯中,曾在欧洲、亚洲和中东地区担任外交官。1939年,他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担任荷兰驻该地大使。苏联勒令关闭波罗的海各国所有的领事馆后,de Decker去了斯德哥尔摩。他于1948年逝世,很少有人知道他在为逃亡者提供冒充签证时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

Jan Zwartendijk
&idquo;飞利浦收音机先生”

Jan Zwartendijk在一个名叫飞利浦的生产灯泡和收音机的荷兰公司工作了四年,并于1939年5月成为该公司在立陶宛业务的主管。1940年8月初,苏联人查封了他在考那斯的办事处,中断了他的工作和发放“Curaçao签证”的活动。一个月后,Zwartendijk回到了被德国占领的荷兰,在Eindhoven的飞利浦总办事处继续工作。若干年后,那些得到过他帮助的人只知道他叫“飞利浦收音机先生”。

“在这段灾难的历史时期,那个发放通行证的日本领事扮演了一个有意思的角色。他好几次通过电话要求减缓发放签证的速度。他的动作不够快,因为大街上都挤满了等待签证的人们。”

—Jan Zwartendijk,战后讲述

日本通行证
逃离战祸连天的欧洲并到达Curaçao意味着需要穿越太平洋,因在立陶宛任职的日本代理领事Chiune Sugihara使得这条逃亡路线变得可能。在没有得到东京明确指示的情况下,他给数以百计的持有以Curaçao为最终目的地签证的难民发放了10天有效期的过境日本的通行证。在关闭领事馆之前,Sugihara甚至给那些没有任何移民文件而只想尽早离开立陶宛并从别处获得去美国的签证的难民发放通行证。

“最后,我做出决定,和东京方面继续争论下去是毫无用处的。我完全是在浪费时间。我在关闭领事馆之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 . 我开始不经官方允许擅自发放日本通行证。”

—Chiune Sugihara,在战后采访中讲述

Chiune Sugihara
日本帝国的领事

Chiune Sugihara是日本驻立陶宛的第一位外交官。他在满洲里的哈尔滨呆了16年,向该地区的俄罗斯移民学会了说流利的俄语。1939年末,他被派到考那斯收集有关苏联和德国军队动向的情报。1940年9月初,Sugihara离开立陶宛,并荣升为二等外交官,被派往布拉格、科尼斯堡和布加勒斯特等地。1947年,Sugihara回到当时被美国占领的日本之后,外务部大量裁员,被解雇时他只领到一笔很小的养老金。

电报往来
在发放了约1800张通行证后,Sugihara最终收到了位于东京的外务部关于他发回的立陶宛局势的报告的回应。1940年8月16日,东京方面说,那些持有他发放的通行证并最终要去往美国和加拿大的难民,在到达日本时身无分文或者根本没有去往最终目的地的签证。

“你必须确保他们在获得通行证过程中完成了所有的既定程序。同时,你必须保证他们带够了行程途中和在日本逗留时所需要的钱。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该给他们通行证。”

9月1日左右,在Sugihara给东京的回复中,他承认确实给那些并没有完成最终目的地签证的所有程序的人发放了通行证。他解释了当时情有可原的情形:日本是难民从苏联去往美国途中唯一可能拿到中途签证的国家,而他的签证是难民离开苏联所必须的。同时他也表明,到达苏联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难民,如果所带的相关文件不完整,则不允许坐船到日本。东京回复他说:苏联坚持认为日本认可所有由其领事发放的通行证。

日本对犹太人的政策
在1938年末的一封电报中,日本外务部通告其在外大使:采取反犹太人的态度并不是日本的利益所在。应该向对待其他外国人一样对待入境的犹太人。这封电报陈述了高涨的难民问题。1938年的秋天,维尔拉、柏林和德国其他城市的日本领事馆前围满了逃避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他们想获得去往上海、日本、或经由日本去往其他目的地的签证。

“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和德国、意大利保持密切的关系对于日本帝国的外交政策来说至关重要。我们应当避免积极主动地收容那些被我们的盟友驱逐的犹太人,但是,从根本上来讲,像德国那样驱逐犹太人的行为并不符合日本帝国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种族平等的精神。在当前日本帝国面临的严峻形势下,这样做同时会给战争的进程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特别是将对引进外资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对美关系造成不良影响。”

“在这个国家,共产党的势力迅速膨胀。在NKVD的影响下,恐怖袭击事件此起彼伏。. . . 每天都有近100个人来这里,那些犹太人群集在我们大楼前,请求我们给他们发放经由日本去往美国的签证。”

—Chiune Sugihara,1940年7月28于考那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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