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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难
立陶宛的临时避难所

在1939年的秋冬季节,约1万5千名波兰籍犹太人选择政治上中立的立陶宛作为他们的临时避难所,其中大部分人呆在了维尔拉(Vilna)。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各类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深受战祸的波兰,他们因为其犹太民族的文化思想、政治立场和宗教信仰而面临迫害。一些家庭运用金钱渠道逃离战争和沦陷带来的危险。许多流亡者希望最终到达美国或是巴勒斯坦。

大部分流亡者在逃亡时仅携带了很少的财产,而在立陶宛又不允许工作,所以他们只能依靠他人的帮助才得以生存。其中最大一笔救济物资和救济金来自一个美国犹太人慈善组织——联合救济委员会。面对着不确定的未来,牵挂着仍处在沦陷的波兰境内的亲属,逃亡者只能默默祈祷,祈祷战争尽快结束或者立陶宛的中立地位能不被动摇。然而,事实证明,他们的希望无一实现。

流亡者概况

大部分的成年男性难民是有组织的犹太复国主义青年人(他们矢志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和战前波兰宗教学校(神学院)的犹太学者和学生。他们在立陶宛继续他们的研究学习和训练活动。流亡者中有也有商人、律师、教师、记者和医生。他们大部分人处于失业状态,或在难民社区中做志愿者。在施粥站和咖啡馆,作家和政治活跃分子谈论着关于战争的新闻。部分人的移民申请被拒绝,因为立陶宛政府害怕因为移民问题而影响它的中立地位,并禁止处于参军年龄的波兰籍公民离境。

“逃亡到立陶宛的犹太人的处境其实不比那些在德国和苏联占领区内的犹太人好到哪儿去。”

—犹太复国运动领导人Moshe Kleinbaum,1940年3月12日于维尔拉

Zorach Warhaftig
Zorach Warhaftig是华沙的一个律师,同时他也是犹太复国运动组织He-Halutz Mizrachi的领导人。尽管本身已是一个逃亡者,他尽最大的努力营救波兰被占领地区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并在维尔拉城郊外为他们建立训练农场。Warhaftig为驻立陶宛的巴勒斯坦联合会工作,这个联合会致力于帮助波兰籍难民,而他的工作是帮助aliyah活动(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他帮助500多名难民经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法国逃到那里(巴勒斯坦),而这条路线在德国入侵欧洲西部后被封锁。1941年年初,在他的帮助之下,700多难民经过土耳其成功逃亡。

救济行动
无数机构和立陶宛政府和红十字会一起向逃亡的犹太人提供了救济。其中要数美国犹太人联合救济委员会的规模最大。它向在维尔拉和考那斯的犹太人救济委员会提供资金来帮助难民。联合救济委员会派出了一个活跃的美国人Moses Beckelman和Yitzhak Gitterman一起工作(这位流亡者把该组织在华沙的办事处搬到了维尔拉)。这个充满活力的团队为难民们建立了集体居所和施粥处,向他们分发衣服和鞋子,同时还提供其他服务。

“如果没有联合救济委员会提供的资金,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 . 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就会感到被抛弃了。”

—美籍救济工作者Samuel Schmidt,于1940年3月17日

Moses Beckelman
Moses Beckelman是一位纽约市的社会福利工作者,他在1939年开始为联合救济委员工作。在立陶宛,面对众多的政府规定和有限的财政资源,他证明了他是一位机智的谈判代表,竭尽所能为难民争取更多的救助。1939年12月,Beckelman带着详细描述纳粹在德国占领的波兰地区迫害犹太人的报告离开立陶宛,但是德国人在波罗的海拦截了他搭乘的船,并拘禁了船上所有波兰籍处于参军年龄的人。他们允许Beckelman返回立陶宛,之后,他一直致力于帮助难民直到1941年2月。

为身处波兰沦陷区的家人担心
逃亡者们经常为仍身处在沦陷区的家人而忧心忡忡。在德国占领波兰的之初的几个月里,所有的波兰居民几乎有着同样的遭遇。但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隔离政策和迫害手段更包括了:集体强制劳工、命令穿上带有特殊标记的衣服、与在罗兹建立首个主要的犹太人区以拘禁犹太人。许多逃亡者试图带着家人进入立陶宛,但是每一个成功非法进入的例子之后就有个失败者。很多犹太人根本没想逃离波兰,因为他们害怕被逮捕,并且放不下年迈的父母亲和年幼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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