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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冒险旅程

Melamdowicz
Icchok Melamdowicz在战前是一名数学教师,同时也是波兰Bialystok市的市议员。1939年9月8日,因害怕被德国抓住当作人质,他和其他杰出的市民一起逃离了该市。苏联的军队在一星期后占领了该市,因害怕被苏联人拘捕,Icchok并没有回到家乡。1939年10月末,他的妻子Fejgla和儿子Lejb在维尔拉与他会合。1941年1月,在得到Sugihara签出的最后两张签证的5个月后,他们全家离开了立陶宛。当年4月,他们从日本乘船到了美国。

Sondheimer
Moritz Sondheimer是一名德国籍犹太人,他在1934年离开纳粹德国。在立陶宛,他开了一家生产塑料纽扣和梳子的小型工厂。1940年夏天,苏联人查封了他的工厂。当年8月,他和妻子Setty还有两个孩子Hanni和Karl一起从Zwartendijk处得到了“Curaçao签证”,并在Sugihara处得到过境日本的通行证。他们是拿到签证为数不多的人当中的非波兰籍公民。1941年初,他们来到日本。但是由于没有取得去往最终目的地的签证,他们于当年夏末被遣送至上海。战后,他们移民到了美国。

Dymant
1939年9月5,法学学生Jakub Dymant听到收音机里传出让所有处于参军年龄的男人赶在德国军队到来之前逃离华沙的消息。10月23日,他来到维尔拉。1940年8月,Jakub从Zwartendijk处得到“Curaçao签证”并从Sugihara处得到过境日本的通行证,然后在1941年2月离开立陶宛。在日本停留了5个月后,他在波兰大使Tadeusz Romer的帮助下得到一张去往缅甸的签证。1942年初,日本军队进攻缅甸,Jakub又逃到印度。1946年,他来到美国。

Swislocki
战争爆发前,Abraham Swislocki是华沙的一名新闻记者,他的妻子Masza是一名工业化学药剂师。德国入侵波兰后,他被招为军事记者,之后来到维尔拉。在经历一段危险重重的旅程后,Masza和她的儿子Norbert在维尔拉与他会合。1940年7月27日,他们一家在驻考那斯的荷兰和日本领事处得到签证,并在6个月后前往日本。由于没通过去巴勒斯坦的船上的安检,他们一家人被迫在上海度过他们的战时岁月。1947年,他们移民到了美国。

Szepsenwol
1939年,寡妇Rykla Szepsenwol和她的两个女儿Fejga和Chaya住在波兰东部的Volozhin镇。苏联占领该镇后,她让孩子们和她们的犹太复国青年朋友一起前往维尔拉。几个月后,Rykla冒险非法越境和她们会合。1940年5月,Fejga和Chaya得到美国的移民签证。在居住在当地的亲友的资助下,并由Sugihara提供的过境日本通行证,同年秋天,他们终于离开日本来到美国。一年之后,Rykla也来到美国。

Lifszyc
David Lifszyc 战前是波兰东北部Suwalki市的首席学者。1939年10月末,德国军队占领该地区并强迫所有的犹太人离开。他带着家人冒着危险乘飞机飞越沼泽地来到立陶宛边境。他们刚出生的女儿Avivit Rashel不幸在旅途中死去。他们是那些为数不多的能在莫斯科得到过境日本的通行证的难民中的几个。1941年3月,学者Lifszyc和妻子Cypa还有女儿Shulamis搭上了横跨西伯利亚的火车横穿俄罗斯大陆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同年5月,他们乘船自日本出发来到美国。

“我们感到我们失去了所能知道的一切。但与此同时我们感到我们仍然活了下来乃是上天的恩赐。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个奇迹、一个意外。我们尽量不让自己去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偏偏是我们活下来了,而不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家人?’”

—难民Yonia F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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